从旧书中回忆往昔

不久前，为了寻找一些材料，我翻腾书橱，随手抽出两本书，想看看有没有关于购买时的记录。这是一次无意的温故知新，两本书都是鲁迅先生的著作。其中一本是《彷徨》，扉页上有题记：“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买于北京西单商场，价四角。昔在通州有此书，乃李文珍女士所赠，记得为初版，此则为第十三版。李女士为同学赵君之友，情投而未能意合，书则三七年毁于战火。抚今思昔，为之惘然。”书是旧书，有“虚真藏书”的白文印。另一本内容是《南腔北调集》，但封面和书脊却印着《故事新编》，没有版权页，似乎是为了逃避查禁的“妙计”。书也是旧的，扉页有原主人胡君的名章。我没有题记，何时何地买到已难于知晓。

说起旧书，真是酸甜苦辣，百感交集。一位老前辈曾告诉我，他喜欢杂览，因为他不吸烟，闲坐无聊，只好以看书消遣。我和几位朋友则喜欢逛书铺、书摊，买些旧书，这种行为似乎可以用吸烟来解释，是求书成瘾，如同吸烟难以戒除。买旧书要费时间，大约每周花半天；也要费钱，但不多，因为我们不追求好版本或大部头的堂皇典册。

旧书的魅力

买旧书的乐趣在于两个方面。一是因杂收而杂览，因杂览而杂知。二是巧遇，获得意外的喜悦。巧遇就是买到市场上难得一见的书，因其稀罕而觉得有趣。记得有一次，朋友韩君买到鲁迅弟兄在日本印的《域外小说集》（封面“域”作“或”），我则买到光绪三十五年的《时宪书》（光绪只有三十四年），都是因其罕见而倍感珍贵。

四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旧书有些送往造纸厂，有些化为灰烬，剩下的几本静静躺在书橱里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似乎可以重温旧梦，但缺少了当年的猎奇心情和精力，即使有，也难找到合适的场所。旧书成了零星的记忆，成为琐碎谈资。

北京旧书市场的旧时光

旧时代，出版业不发达，有名的几家出版社集中在上海，印书种类有限，数量不多。在北京，售书的地方以旧书店为主。北京文化氛围浓厚，读书人多，售书处所遍布九城。售书处所分等级，高等级集中在琉璃厂和隆福寺，主要售卖线装书，有时能见到价值连城的善本。中等级集中在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，售书种类繁多，有古今中外之书。等级低的小书铺和书摊散布在热闹街头，如鼓楼东的“得利复兴”和南的“志城书局”。最低级的书摊散布在热闹处所，卖书杂乱无章。

旧书市场的书量和价格与社会治乱密切相关。治安好时买书人多，卖书人少，书价高；乱世时买书人少，卖书人多，书价低。记得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德胜门小市旧书堆成小丘，售价一角一斤却无人问津。文化大革命初起时，我也匆忙清理出可能引起麻烦的中西文书籍百余种，让孩子用自行车推往废品站。废品站人说不收，愿意扔就扔在那里，于是我们高兴地扔了。后来想起其中一些书实在可惜，却再也买不到了。

寻觅旧书的乐趣

平时，旧书的价格与售书处所的等级成正比。同样的书，在东安市场要两角，在街头书摊可能只要一角，在小市可能只要五分。搜寻旧书，我更喜欢逛街头书摊和小市，因为省钱，也因为可以找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无名之书。譬如鲁迅弟兄早年译著的《侠女奴》、《玉虫缘》、《红星佚史》、《匈奴奇士录》等，都是从这类地方买来的。

下级售书处所并非只能买到破烂，也可能买到有价值的书。机会难得，但日久天长，总能碰上好书。比如我现在还喜欢的书，明版绿君亭（汲古阁）刻的《苏米志林》和乾隆十二年初刻的沈德潜《杜诗偶评》，都是从小市地摊上买来的。

50年代以后，等级较低的售书处所逐渐消失。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旧书稀如凤毛麟角，线装刻本成为稀世珍宝，出售处所只剩中国书店一家。朋友谈起琉璃厂的情况，只记得劣拓粗裱的《郑文公上下碑》定价超过千元。这让我想起当年从小市地摊买到乾嘉精拓的《始平公造像记》时，只花了一角，不禁兴起对“旧游”的回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