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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禄死后为何骂声一片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18-12-22 14:46)

文章正文


  荣禄死于1903年4月,死前是慈禧倚重的心腹大臣、“参谋总长”。有人说两人是情人关系,甚至说光绪是他们的私生子,这似乎有些“小说家言”。但慈禧对荣禄确实够意思,“眷顾之隆,一时无比。事无巨细,常待一言决焉”。
  荣禄死后,慈禧比死了丈夫还悲痛,荣禄享受到的哀荣也就可想而知了,“赠太傅,谥文忠,晋一等男爵”。清朝沿袭明制,太傅与太师、太保并列为三公,均正一品。而“文忠”的谥封,清史上仅有几个功勋卓著的相国才享此殊荣。慈禧死前,又钦点荣禄的外孙溥仪为皇帝,可谓“后”恩浩荡,恩宠至极。
  然而,与慈禧和朝廷的哀痛及评价相反,民间对荣禄之死则是一片欢呼,报纸评论无不拍手称快,《中外日报》甚至说:“恨其死之迟耳!”朝野如此两极,道理也好理解:荣禄效忠的是慈禧,比如发动戊戌政变、斩杀谭嗣同等“六君子”,就为慈禧再次垂帘听政铺平了道路。而这些对于维新派和天下苍生而言,不但不是功,而且是罪。评价之所以迥异就在于双方的立场不同。不过,还不仅仅是这些。
  荣禄死的年代,官民矛盾严重对立,“仇官”现象极为普遍。1901年的《集成报》上的一篇社论就说:“中国之民皆好民,中国之官皆不好官。”百姓如此“仇官”,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当时的官场太黑暗,买官卖官蔚然成风,有报纸就疾呼:“中国吏治之坏,至今已达极点矣!”著名的官场谴责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。小说中的官吏龌龊不堪,正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。而荣禄这个“首席大臣”在这个时候死去,百姓喊“大快人心”也就不奇怪了。
  而荣禄也确实是只“大老虎”。晚清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候补官员太多,据说每年存量达两三万之多,这些人若老实排队等待朝廷安排,恐怕就遥遥无期了。于是,候补官员无不暗地拉关系、使银子,最终找到一个大人物出面打招呼,实缺便搞定了。荣禄这个卖官大老板就这样应“运”而生了。仅从1901年到死的三年时间里,荣禄批的请托存札就近四百件。荣禄批这么多条子可不是夙兴夜寐为国操劳,而是“权力寻租”。条子一批马上就有人送来银子,同时还能培植财源和私党。荣禄的女儿大婚时,那些已补上肥缺的“门生”们纷至沓来,送几千两、几百两不等,银子流水般地进入了荣家府第。荣禄如此贪婪,百姓恨他不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  众所周知,在皇权专制社会,人民对官员的乌纱帽是没有一丁点决定权的。对于这一点,做官的似乎很高兴,荣禄用不着去讨好芸芸众生,只要能赢得老佛爷的欢心,便能使头上的乌纱帽戴得牢靠。然而,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,荣禄挨骂正是吃了“利”的亏。假如百姓能决定他的官帽,或许十年前他就被民众撵下了台,从此赋闲在家或干些其他力所能及的正经事。试想,一个离开权力多年的老人在近古稀之年去世,以中国百姓向来的善良和宽容,还会骂他死得太晚吗?不得民心者、贪赃枉法者早早自动离开权力,或许才是自我救赎的最好出路。荣禄既不下台又狠狠地贪,媒体骂他该死只能说是他咎由自取。
 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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